《读懂中国经济》

【不要相信国家所谓新的职业教育——笔者注】

目前在学术界和政策讨论中有一种流行观点，认为既然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，而职业学校毕业生更受劳动力市场的欢迎，因此，教育类型的调整应该是降低普通大学的招生数量，增加职业学校和高等职业教育入学人数。这种政策取向依据的理由有两点：一是目前职业学校的毕业生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；二是德国职业教育与其高端制造业生产国的地位密切相关，因此其经验被证明是成功的。从目前的证据来看，这两个理由其实是很难成立的。 首先，把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与高校毕业生进行比较，容易陷入简单化的窠臼。的确，非技能型的劳动者在市场上是受欢迎的，所以在大学生就业难的同时，“农民工荒”现象持续存在。事实上，当家长把孩子送到职业学校时，他们对孩子的就业期望与农民工并无二致，所以，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与大学生是不一样的。此外，实际上，许多职业学校更多的是起到一个职业中介的作用，要么早早把学生介绍给招工单位，要么只是把学生送到企业去实习。 其次，德国的职业教育成功并不能够保证模仿者也成功。德国的制造业高度成熟，在某些领域稳定、长期地处于技术领先地位，因此，技能的需求也是可以预期的。然而，中国的制造业正在经历迅速的产业升级，而且调整变化的速度将越来越快。正如在2014年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美国教授古斯比所指出的，现在社会需要的某项职业技能的岗位在30年前根本就不存在。因此，一个好的教育体系，目标不应只是让学生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学到一种特定技能，而要让他们掌握不断学习的能力。 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在产业结构变化如此之快的发展阶段，与其学习德国的职业教育模式，不如学习美国的终身教育模式。在美国，一个人可能选择高中毕业后就进入劳动力市场，可以选择上名牌大学，也可以进入更加面对就业的社区学院。更重要的是，在一个人一生的任何阶段，都有机会回到任何一级学校补课或者回炉，并且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存在着相互通达的立交桥，不会因为一次选择而定终身。显然，这是一种更加灵活、有效、对中国未来挑战具有借鉴意义的教育模式。

无论一个人是否具劳动收入，他的消费却是一生的。

由于这种劳动收入与消费时期上的不完全对应性质，个人、家庭乃至社会都要进行储蓄，以时期上不均匀的收入对一生相对不变的消费进行平滑。

如果及早进行个人账户积累，那么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若干年前，我和同事的模拟研究表明，如果把现行的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变为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制度，就意味着到2020年，有相当一批退休人员可以不依靠或不完全依靠现收现付制度来养老，从而可以大幅度降低社会养老的负担率。

以求解决养老保险资金不足的问题：一是提高税收或强制缴费水平；二是降低养老金给付水平；三是提高领取养老金的年龄要求。

这个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是，劳动力是短缺的，资本报酬递减，因此，单纯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，不再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，经济发展只能依靠技术进步与生产率的提高，否则经济将出现停滞，这一阶段也被称为索洛阶段。

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四个步骤：

一:增速下降

二:政策选择不当

三:改革措施错误

四:既得利益集团阻碍

从中得到的启示是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，既要正确认识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，防止把自然的减速转化为万劫不复的经济停滞，又要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公、差距过大等问题，保持社会凝聚力，同时打破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阻碍，以体制改革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，实现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和可持续。

从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匹配情况看，他们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，是这个劳动者群体的就业领域十分狭窄。

中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过度集中在金融、信息、教育卫生和公共管理等行业，

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上表现出的结构性问题，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就业机会多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反而遭遇更大的就业困难，

在认识经济问题时，有一个需要避免的“合成悖论”。说的是，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合理的行为，合成为整体未必产生预期的结果。

帮助一个国家成功地摆脱贫困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有效政策，并不足以帮助其成功完成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。因此，发展理念必须与时俱进。